新普京关联公司放贷涉嫌犯罪?平安惠普否认后声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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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联公司大量放贷涉嫌犯罪?平安惠普严词否认后,声明却悄然删除)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裁定引发了媒体对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平安普惠”,裁定书中简称“平安担保公司”)涉嫌经济犯罪的关注。不过,平安普惠曾在11月8日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平安普惠社区”发布了一则《关于媒体报道“平安普惠设立关联公司放贷”的声明》(下称“《声明》”)对此予以了否认。该《声明》称,法院判决中关于平安普惠“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观点与实际业务完全不符,平安普惠未收到任何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通知,未进入任何刑事调查程序。有意思的是,记者发现,今日下午还“存活”于上述公号中的这份声明,到了晚间已被删除。声明悄然删除11月11日下午,《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平安普惠社区下载了该份《声明》。《声明》称,法院判决中关于平安普惠“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观点与实际业务完全不符,平安普惠未收到任何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通知,未进入任何刑事调查程序。《声明》中还提到,平安担保公司、平安小贷公司的业务基本模式为小贷公司提供借款,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不存在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声明》表示,平安普惠融资担保公司和平安普惠小贷公司均依法成立,其收费基础建立在与客户之间分别签订的借款、担保等相关服务合同上,不存在多头收费、客户承担整体资金成本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以内,理应受法律法规保护。而到了晚间,记者发现,这则《声明》已“消失”于上述公号。那么,平安普惠为何把这一声明删了呢?对此,《国际金融报》记者向平安普惠方面进行询问,随后该公号又更新了一则《关于个别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下称“《澄清》”)。平安普惠在《澄清》中称,自依法成立以来,在各级别政府部门、金融监管单位的指导和管理下,合规合法提供获客咨询、风险初步评审、担保增信等金融服务,与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开展资金合作,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小微企业、社会大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涉嫌经济犯罪平安普惠的这份《声明》还要从法院的一纸判书说起。10月28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李某春追偿权纠纷一案”,作出了终审裁定,公布了该案的民事裁定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平安担保公司与案外人平安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案件上诉人(原审原告)为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平安担保),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为李某春。这份民事裁定书中公布的主要案件事实和理由为:2015年9月21日,李某春作为借款人与出借人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平安小贷”)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平安小贷向其提供借款,借款金额为14万元,期限自2015年9月21日至2016年9月21日,同时合同亦约定了借款利息计算方式、逾期还款责任等内容。同日,李某春与平安小贷公司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与平安担保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据此二份合同,由平安担保公司对李某春的借款提供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李某春向平安小贷公司申请贷款14万元,贷款时间为12个月,月利率为0.7%,还款方式为按月固定本息还款。李某春自当期还款期限截止,余款逾期至今未还。平安担保公司依据《保证合同》约定,于2016年5月19日,代李某春向平安小贷公司偿还了未支付的借款本息126976.47元。在平安小贷公司与李某春、平安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平安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主要内容中约定:本合同项下被保证的主债权为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人给予借款人的贷款,金额为14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服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借款人的义务中约定:担保对价约定作为保证人增强借款人信用并担保借款人债务履行的对价,借款人同意向保证人缴纳担保费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担保费用为借款人同意就本合同项下每笔借款按保证人的要求向保证人支付下列费用:前期服务费4200元,在放款前一次性支付;担保费6720元,按月支付,每月280元,按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还款日同贷款本息一起支付;管理费20160元,按月支付,每月840元,按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还款日同贷款本息一起支付。借款人义务中还约定了滞纳金、追偿费用的计算方法等。2015年9月21日,李某春根据平安小贷公司的要求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意该公司委托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从李某春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扣划款项,包括李某春依借款合同约定向平安小贷公支付的全部款项(各期还款额、各项手续费、罚息、复利、滞纳金以及其他任问费用)以及依保证合同约定向平安担保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前期服务费、担保费、管理费、滞纳金、代偿救项以及其他任何费用)。2015年9月28日,付款方户名为“深圳市信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向李某春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联户62×x64)汇入小额贷款135800元,直接扣除了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李某春应当给平安担保公司支付的前期服务费42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因该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应裁定驳回原告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该法院依照相关规定裁定:驳回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497元免收。公告费600元,由平安担保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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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家地方法院的司法判决直指“助贷”模式,引起行业热议。

原标题:从平安普惠判例风波窥小额贷款维权困境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裁定,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平安担保公司)、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平安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为涉嫌经济犯罪。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平安普惠的一份民事裁定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媒体震动的原因并非平安普惠败诉的这一结果,而是审判中的一些细节。

11月8日,平安担保公司发布声明,否认上述指控。法院判决中“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观点与实际业务完全不符,该司未收到任何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通知,未进入任何刑事调查程序。平安担保公司、平安小贷公司的业务基本模式为小贷公司提供借款,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不存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

该裁定的全称为《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李福春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其间内容显示,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平安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

该案受到关注,在于触及当前万亿规模的互联网贷款的核心业务模式——“助贷”。

平安普惠认为,其融资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均依法成立,为持牌机构,分别提供保证担保和借款服务,收费基础建立在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借款、担保等相关服务合同上,不存在多头收费、客户承担整体资金成本也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以内,理应受法律法规保护。

特别是2017年后,监管要求表内、外融资合并计算杠杆,制约了持有互联网小贷牌照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承揽借贷的能力,使其转向与银行、信托等机构联合放贷。

由此可见,对于“不法利益”的界定成为了争议的核心

11月9日,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北对记者表示,“目前据我所知徐州警方并没有立案,这个案子也明显没有证据证明涉及套路贷。”放款人是平安小贷,担保人是平安担保,属于持牌机构,没有超经营范围。利率虽高了一点,但是也没踩36%的“红线”。“我们应该静待进一步消息,而不是那么快下结论。”

裁定或存错判可能

“小贷+担保”放贷路径

先来看看案件呈现的公开事实。

江苏徐州中院的裁决,揭开了“助贷”业务的模式。

2015年9月21日,借款人李某春与出借人平安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平安小贷公司向其提供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40,000元,期限为24个月,按月结息,月利率为0.70%。同日,李某春与平安担保公司、平安小贷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平安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李某春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服务费,并约定借款人同意向保证人缴纳担保费及《保证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前期服务费人民币4,200元,在放款前一次性支付;担保费人民币6,720元,按月支付,每月人民币280元,按《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还款日同贷款本息一起支付;管理费人民币20,160元,按月支付,每月人民币840元,按《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还款日同贷款本息一起支付。借款人义务中还约定了滞纳金、追偿费用的计算方法等。7个工作日后,付款方户名为“深圳市信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安小贷的曾用名)向李某春账户汇入贷款人民币135,800元,并扣除了上述前期服务费人民币4,200元。

四年前,2015年9月21日,平安小贷公司与江苏省沛县人李某签订个人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4万元,借款期限24个月,贷款按月结息,月利率为0.70%。

此外,李某春与平安担保公司、平安小贷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借款人应以代偿金额为基础,按照0.1%/天支付代偿滞纳金。鉴于李某春逾期,2016年5月19日,平安担保公司依据《保证合同》约定代其向平安小贷公司偿还未支付的借款本息人民币126,976.47元。

同日,平安小贷公司与李某、平安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平安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资深互金律师刘新宇撰文认为,法院认为该类案件中担保公司涉嫌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平安普惠融资担保公司、深圳平安普惠小贷公司及其投资控股法人股东之间及董事任职之间存在关联性、系关联公司,关联公司联合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第二,以收取担保服务费的方式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第三,采取担保费、管理费、滞纳金等方式抬高实际借款利息,导致借款综合利息远超法定利息标准。

其中,《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费用总计3.108万元,包括:前期服务费4200元,在放款前一次性支付;担保费6720元,按月支付,每月280元;管理费20160元,按月支付,每月840元,担保费、管理费在还款日同贷款本息一起支付。另约定滞纳金、追偿费用的计算方法等。

(十字财经梳理各方关系如上)

当日,李某根据平安小贷公司的要求,向平安担保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意委托第三方支付机构——深圳快付通从李某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扣划款项。划扣款项包括:李某依借款合同约定向平安小贷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各期还款额、各项手续费、罚息、复利、滞纳金以及其他任何费用)以及依保证合同约定向平安担保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前期服务费、担保费、管理费、滞纳金、代偿款项以及其他任何费用)。

由此可见,“关联”关系确实存在,但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未限制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为关联公司的业务提供担保或保证。平安普惠小贷和平安普惠融资担保均属持牌担保机构,在监管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框架中展业便无可厚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向关联公司提供担保服务、收取费用并不违规,更加无法等同于获取不法利益,涉嫌经济犯罪。

合同签订一周后的9月28日,付款方户名为“深圳市信安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记者注:根据工商资料,信安小贷后更名为平安小贷公司)向李某在建行开设的账户汇入小额贷款13.58万元。也即,直接扣除了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李某应当平安担保公司支付的前期服务费4200元。

再来看看定价。以上付费项目综合测算如下:前期服务费(人民币4,200元)+担保费(人民币6,720元)+管理费(人民币20,160元)=人民币31,080元,相较名义本金(人民币140,000元),年化成本为11.1%,相较实际本金(人民币135,800元),年化成本为11.4%,加上月息0.70%,全年成本8.4%,综合资金成本在19.5%到19.8%之间,不超过24%

后来,该笔贷款出现逾期。李某下落不明,余款逾期至今未还。平安担保公司依据《保证合同》约定,于2016年5月19日代李某向平安小贷公司偿还了未支付的借款本息126976.47元。

事实上,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非法放贷行为人以介绍费、咨询费、管理费、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名义和以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关数额在计算实际年利率时均应计入,却并未将保险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等持牌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相关费用计入36%的贷款利率红线范围内。相较而言,普惠总成本整体控制在24%从各个层面而言,无论从各个计算角度来看,都在合法合规范畴。

2019年2月,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裁定,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平安担保有限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驳回原告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

刘新宇认为,上述《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保证合同》这类法律关系,往往被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追偿权纠纷,该等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此基础上,对于上述合同中约定偏高的违约金、滞纳金费率,法院一般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有关违约金、滞纳金金额予以调整,以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计算,而并不会“一刀切”地以此认为各方对于过高违约金、滞纳金的约定系“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

沛县法院的裁定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此外,上海某区法院法官接受十字财经采访表示,合同签署真实自愿,约定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经营主体均为持牌机构,应属合法有效。平安普惠的这一合作是目前在消费金融领域十分普遍的合作方式。即由具有放贷资质主体发放贷款,同时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增信。借款人逾期后,平安普惠融资担保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理应有权向借款人追偿。

再后,平安担保不服一审裁定,向江苏省徐州中院提起上诉。

“一方面,从裁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借款人的综合资金成本即使考虑到砍头息等情形,也没有超过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出借人及担保方也均是持牌机构。所以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所谓的获取不法利益、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基础并未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即使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移送公安机关,按照最高院相关会议纪要的精神,在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作出立案决定后,才可以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公开资料层面没有体现出该案相关情形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受理,这种情况下直接裁定驳回起诉不符合会议纪要精神。”该人士表示。

平安担保在二审上诉中辩称,收取前期服务费有合同依据,实际上该公司也提供了贷款服务,一审法院引用的相关法律规定显然不适用本案。

普惠金融们的尴尬

2019年10月28日,徐州中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审判长单德水裁定,上诉人平安担保公司与案外人平安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平安担保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根据一些公开资料可以看到,平安普惠使用的贷款模式是一种“聚合”模式:平安普惠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获客咨询、风险初步评审、担保增信等金融流程服务,与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小贷等在内的众多资金方开展合作,共同服务普惠金融人群。在这一模式中,资金方、增信方严格坚持持牌经营原则进行合作,客户承担的整体资金成本也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以内。

触及助贷模式

平安普惠所遇到的,仅仅只是普惠金融们司法维权现状的冰山一角。

该判决一经发布,在小贷行业引起广泛热议。

某大型律所资深互金律师告诉十字财经,小额信贷目前的司法追偿存在很多现实“困局”:“首先是立案问题。P2P案件部分地区暂不予立案,如杭州地区,P2P案件的初期态度为”需要请示后确定是否受理“,近期变为均暂不予受理。助贷案件,包括助贷机构受让债权后追偿、担保公司代偿后追偿以及放贷机构自行追偿,不同地区法院会用法院人力考核指标等因素挂钩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会控制受理案件的数量。通常到年底,因为考核年度结案率,继续收案势必加大完成指标的难度,法院立案难度都会增加,信贷案件的立案则更难。我们曾了解到,部分地区法院给一家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的案件立案额度为每月个位数,而小贷公司的存量案件接近五位数。”该人士介绍称,立案仅仅只是第一步,而立案之后,送达亦存在问题,“小额信贷案件中的借款人缺席情况突出,而相关合同中的”送达条款“司法受认可度不高,由此很多案件需要公告送达,案件程序被拉长。”

原因在于,案件中所涉及的“助贷”模式在行业中广泛存在。

刘新宇表示,对该案件裁定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持保守意见。“141号文中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监管在实践中对于该等”第三方合作机构是否包括融资担保公司尚无明确意见。因此,在监管无进一步明确规定前,融资担保公司向借款人收费的业务模式可能有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退一步说,即便监管在未来进一步落实该口径,也并非否定担保公司收取费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是不能在该等业务场景下向借款人收取而已。因此,我们认为,不能仅依据担保公司与资金方具有关联性,并收取担保费就认定其涉嫌刑事犯罪。

关于助贷业务模式,仍未有全国范围内的监管要求,各地具体要求不一。一位互金人士表示,助贷已由原来的“兜底”模式转为“分润”模式,去年以来,助贷模式由助贷机构进行导流、客群初筛,合作机构与助贷机构对贷款收益仅从分成。助贷业务的门槛提高,资金向头部、大型的助贷机构集中。对于利润分成情况,各家机构不一,有的助贷机构人士表示,其会以技术服务费名义收取“4个点”收益。另有机构人士称,该机构通过与出资机构对收益分成,出资机构会拿到5成以上。

事实上,根据以往司法实践经验,该类业务所产生的纠纷,司法实践一直以来都以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对待,刘新宇坦言,其团队梳理发现同时期江苏省的法院及其他省市法院对平安担保公司等同类型案件的判决/裁定均按照普通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判决,而非移送公安机关,但该现象却在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江苏法院处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件中有了180度大反转。

在新的助贷模式下,大部分合作机构要求引入第三方增信措施,包括融资担保、信用保证保险等,也有小部分银行对此并无要求。

而上述另一互金律师坦言,小额信贷司法维权过程中,审理环节存在现实窘境:“当下国情,小额信贷面临高压监管,甚至刑事风险突出,比如套路贷、非法放贷等,行业乱象的存在使得行业背负骂名,一些案例可以看出,监管在对待借款人投诉、法院在对待小额信贷诉讼案件,先入为主对小额信贷主体带有‘高利贷’的有色眼镜,并产生了‘保护借款人’的明确倾向。”

11月8日,平安担保公司发布声明称,法院判决中“通过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贷,以达到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观点与实际业务完全不符,该司未收到任何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通知,未进入任何刑事调查程序。

事实上,市场看待利率应该有一个更为理性的态度,对司法部门而言,尤其如此,这是保障法律公平的重要前提。“高利贷”不应该成为互联网金融、小额信贷、消费金融等等行业的标签,监管之所以对合规借贷利率的界定在年化36%以内,是尊重风险合理定价的逻辑。

该公司辩称,平安担保公司提供获客咨询、风险初审、担保增信等金融流程服务,与银行、信托、小贷等众多资金方开展合作。平安担保公司、平安小贷公司的业务基本模式为小贷公司提供借款,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不存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

“小额信贷产品年化利率的‘高’或‘低’要对标的是风险本身,而并非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消费金融满足的是长尾市场的需求空缺,而这一市场风险天然高于传统金融,因而风险定价也更高,完全符合市场规律。”一家头部消费金融平台高管人士坦言,“但现在,很多时候,机构只是在正常的维权。也会因为有色眼镜而遭遇维权障碍。现在催收很容易被打上‘暴力’的标签,基本上机构营业不敢去找外部机构提供催收服务了,催收不管用了,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又有重重阻障,许多老赖反而举着消费者保护的大旗,欠债不还逍遥法外。”

该公司称,在聚合借贷业务服务平台上,收费基础建立在客户之间分别签订的借款、担保等相关服务合同之上,收取的费用分别为资金方的利息、增信方的担保费,不存在多头收费,客户承担的整体资金成本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以内,理应受法律法规保护。

普惠金融发展至今,是监管部门、市场机构和司法环境的共同努力。荜露蓝蒌,然道阻且长。监管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法院从业人员也需要保持对法律法规政策学习的同步,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

11月9日,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北对记者表示,“目前据我所知徐州警方并没有立案,这个案子也明显没有证据证明涉及套路贷。”

徐北指出,放款人是平安小贷,担保人是平安担保,属于持牌机构,没有超经营范围。利率虽高了一点,但是也没踩36%的“红线”。本次判决结果,不能说是法院和公安踢皮球或法院不认真作为,最近这类案子实在太多了,难免会有些简单粗暴。

“我们应该静待进一步消息,而不是那么快下结论。”徐北说。

谁是平安普惠

该案所涉及的两家平安普惠的公司,属于中国平安(601318.SH、2318.HK)集团旗下的普惠金融业务集群。

在万亿规模的助贷/联合贷款市场上,平安普惠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一起,占到了助贷或联合贷款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平安普惠持有数张小贷牌照、融资担保牌照,与前海金交所、重庆金交所和陆金所一起构成平安集团的“大陆金所”体系。

平安普惠的组织架构是,在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设有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金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湖南省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3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6.8亿元、3亿元、5亿元。其中,金安小贷为互联网小贷牌照。

另设有深圳平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平安融资担保(天津)有限公司两家担保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1亿元、12.5亿元;本案所涉及的平安担保公司,与重庆金安小贷一起属于同一股东所有。平安担保公司注册在江苏南京,注册资本55.32万美元。

不过,平安普惠金融业务集群一直没有发布详细的业务数据,其下产品有i贷、宅e经营贷、O2O借款、优房贷、寿险贷、薪金贷等。其在2016年末发布的数据称,力争2020年其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截至2018年末,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资产132.78亿元,同比大幅减少40.11%;2018年度营业收入38.30亿元,同比大幅增加28.91亿元;净利润17.9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03%,同比增加1.79个百分点。

重庆金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资产89.21亿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6.15亿元,净利润3876万元。2018年,平安普惠旗下的深圳平安普惠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停止新增业务。

其余两家主要的助贷或联合贷款机构中,截至2018年末,微众银行资产总额达2200亿元,比年初增长169%。蚂蚁金服始终未披露详细业务数据。

但上述资产规模并不包括“助贷”规模,而是各机构表内贷款。

截至2018年末,微众银行的微粒贷贷款余额突破1600亿。蚂蚁金服公开披露,目前已经与400家金融机构合作,“每一笔信贷都是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联合的风控产生的联合的信贷结果,不良率非常低,在1%上下”,希望在未来两年合作金融机构增至1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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