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彦:当下中国该降谁的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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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宇2020年即将到来,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发展?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5G、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否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近日出版了《中国的当下与未来》一书,网易研究局专访了郑永年教授。60s要点速读:1、我们不刻意追求GDP增长的数据,但保持一定的增长是需要的,“保6”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2、我们不要简单重复一些破坏环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通过“质量的城市化”我们还可以取得很多的GDP。3、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况应该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4、中国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强做大”,不是这样的,应该因地制宜,找到对应的服务群体。以下为专访精编:网易研究局:怎样看待今年经济?
郑永年:第一,我们不刻意追求GDP增长的数据,但保持一定的增长是需要的,“保6”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有5%-6%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理想的。2018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只有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三四线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还远远不够,这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善,经济发展还是需要往上走。第二,经济中的问题,只要有发展,那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发展停顿下来,就会变成真问题。改革开放41年的历程说明了这个道理。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发展本身就是在消化问题,很多问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停滞了,什么也说不上了。第三,“保6”也是要提升信心,因为现在不确定性比较多。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保6”?
迄今中国的城市化是“简单的城市化”,不是“质量的城市化”,通过“质量的城市化”我们还可以取得很多的GDP。比如,现在马路上到处都是车,随意停放造成交通堵塞,混乱不堪,我们能不能像国外一样每一个区造一些可以停车的摩天大楼?另外,中国的老龄化水平高,需要建大量的养老院和医院,这些也是基建。所以,我们不要简单重复一些破坏环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保6”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是可以实现的。网易研究局:如何看待城镇化发展?郑永年:自然规律是:因为人以群居,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日本现在约1/3的人口都集中在东京,墨西哥更不用说了。但问题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说,城市越大越好,但从社会环境和其它安全问题来说,这就非常危险。城市的发展不能仅考虑经济效率因素,我们不仅不能放弃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把很多优质资源分配过去。德国城市化率非常高,但80%的人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镇,但我们不能说德国没有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因为有行政级别,资源分配根据行政级别来分配,所以,教育、医疗、科研等大量优质资源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难以发展起来。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况应该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比如,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富人,都住在乡下。农村扶贫不能只靠国家来做,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鼓励中上层阶层到农村去。网易研究局:5G、区块链等新技术产业,能否在未来成长为中国的新的支柱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郑永年:很难。5G能改变中国吗?这只是一项技术。我觉得很遗憾,我们谈了很多年的结构改革,但中国的结构改革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搞清楚。网易研究局:你觉得是什么?郑永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形态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有体制下很难谈“竞争中立”。如果这个很难做到,就要想着另外一个结构性改革:有些领域,假设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就让民营企业之间竞争;有些领域,假设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就让国有企业之间竞争。在一些领域,要鼓励多个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国有企业之间竞争,我们就可以谈“竞争中立”,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也可以谈“竞争中立”。还有金融系统,现在影子银行、P2P问题频出,这就是金融系统结构改革没到位。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中国还要成立一大批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中小型银行,中小型银行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小型企业。如果没有中小型银行的融资支持,那么中小型企业需要资金时就只能找这些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P2P等“非正式部门”,就会出问题。中国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强做大”,不是这样的,应该因地制宜,找到对应的服务群体。我们现在总是盯着华尔街的大银行,但美国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下面的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很多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构是什么,我们还是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谓的结构改革是哪些改革。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多了,但大家反而对中国问题认识不清了。网易研究局:有没有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生育率的具体措施?郑永年:不要追求大城市化,不要只从经济看,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本性都是需要后代的。现在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对父母的“敲打”,所以考虑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到对人的生存环境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只考虑经济发展和GDP。网易研究局:怎样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郑永年:从经济角度说,好事就是效率提高了,坏事就是劳动力没有事干了,那他们会干什么去呢?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是对人的解放,人类从劳作解放出来之后,可以从事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可以做义工服务、进行艺术创作等。不过,马克思等人看到的只是人类光辉的一面,忽视了人类时刻堕落的本质。在现实中去看,人一没事干,大部分人都会去做坏事,没有多少人去做好事。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发展看出来,毒品、性、社会破坏等也经常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现在,人工智能这样发展,就会产生一种新社会形态,我把它称为“羊圈社会”——少部分人是领头羊,优秀聪明,大部分人会越来越笨。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用像从前那样使用大脑追求满意的生活,信息到处都是,随手抓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长久下去,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从而演变成高度依赖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死人”。这已经在发生了,比如,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很多人离开智能手机就是一个笨蛋。这才二三十年,这部分人的本能都会发生变化,我对这个技术非常悲观。技术的产生要和其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同步进行。因为技术进步不可避免,我们既要发展技术又要避免它的劣势,二者要同步进行,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现在发展区块链,但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忽视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那么但在我看来这个逻辑结构和P2P一样,肯定到最后会不了了之。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网易研究局是网易新闻打造的财经专业智库,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于上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针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财经智库。欢迎来稿(投稿邮箱:cehuazu2016@163.com)。移驾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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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NO.634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最近在2019协同创新高端论坛上,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表示,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国家应积极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如“谁要是生五个孩子,要给他免考进北大一个名额,这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另有学者也提出了给多孩家庭子女高考加分的类似政策。如我们之前一再警示,中国出生人口正在进入滑坡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全面二孩实施的第二年,即2017年,出生人口就比上一年减少63万人,2018年又减少200万人。考虑到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减弱这两个因素,可以预料今年出生人会继续大幅下降。这种断崖式的下跌趋势及其未来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已经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担忧。正如吴必虎教授自己所澄清的那样,他之所以发出上述言论,与其说是给出一个建议,不如说是表达了对超低生育率的忧虑,并希望社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高考优惠是零和游戏,而且小孩因父母的行为而受到不同待遇,也的确有失公平。要显著提升生育率,除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外,实行各种大力鼓励生育的措施必不可少。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过给多孩家庭减免税负、现金补贴、免费提供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等鼓励生育的措施。从公平性角度,给多孩家庭的父母减税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付出额外的精力和成本,培养出更多未来社会的建设者、纳税者和社保贡献者,所以社会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建议,除了减免所得税和社保外,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2017年土地平均成交价格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比值达到0.68。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于二孩家庭可以部分免除地价。这个政策对提振生育率应该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因为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部分由国家增加用地指标来弥补,只要对于多孩家庭优惠的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此,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增加用地指标,城市有那么多土地吗?事实上,即使在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也不匮乏。比如,上海仅耕地面积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设用地的60%。在一线城市发展农业本来就不符合经济规律,保留大量农业用地毫无意义。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超过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而且,中国未来会面临总人口的大幅萎缩,而非耕地不足的风险。还有,由于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来看会节省土地。在大城市扩大土地供应,还有一个好处是加速城市化,带动相关产业。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压力,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民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突出体现为年轻人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生不起娃。高房价加重了年轻人负担,抑制生育意愿。导致高房价的部分原因,是大城市限制土地供应所造成的。现在增加土地供应,本质上是让土地政策趋利避害,缓解年轻人的压力,以更可持续化的方式推动城市化。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大基建投入等经济刺激措施不同的是,免除多孩家庭购房的地价并增加土地供应,会带来更多的新生人口,能实实在在地提升内需。这样同时拉动了房地产和生孩子的两项最大的有效需求,能带动一大片相关的产业。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提高生育率是缓解未来严重的人口老化和萎缩危机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总之,提高生育率迫在眉睫。多孩家庭免地价的鼓励政策,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生育率,还可以拉动房地产、教育等相关产业,从而提振经济。同时可以增加相应的土地供应,来弥补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且平抑房价。所以这是一项多孩家庭、其他家庭、地方政府和国家在短期和长远都能实现共赢的政策。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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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资源,而不应该依据实体经济部门进行“一刀切”。目前中国企业杠杆率是美国的两倍,但中国经济增速也是美国的两倍,表明企业高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不像理论分析那么严重。在中国经济压力加大的当下,政府需要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使政府税费收入总量同比显著下降,同时通过发行国债加大财政赤字,提高政府的杠杆率,从而使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显著增加,这将提升企业、居民偿还债务的能力,减轻对债务融资的依赖,逐步降低其杠杆率。而金融机构应运用自身的专业能力识别风险、发现商机,把资金配置到那些经营最有效率的企业和财务稳健的居民,这样才能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降低中国的宏观杠杆率。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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