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划拨10%国有企业股份为社保基金还不够

T+- (原标题:周小川:养老金改革应抓紧,发挥个人账户激励作用)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养老金改革的迫切性日益加强。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表示,养老金缺口的问题值得认真分析。12月21日,周小川在“2019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全球大多数国家目前面临养老金缺口问题,养老金可能不可持续。从国际经验来看,养老金改革应该抓紧,因为可能越拖越难。对于中国来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确实还有不少钱,但是我们人口基数很大,预筹资金(比例)在全球看起来属于相当低的。”周小川说。针对中国个人账户不透明的问题,他认为,要重视和充分发挥个人账户的激励作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资料图)从DB型转向DC型我国自上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年~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近日发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五大重要任务,“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被放在了五大任务之首。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养老金资金池,其中包括主要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支付和调剂的全国社保基金,2018年底规模为2.23万亿元;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2018年底累计结余5.8万亿元;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2018年底累计结余分别为1.47万亿元、0.49万亿元。周小川说,从全球趋势来看,目前多国的养老金正在不同程度地从现收现付制的福利基准型(definedbenefit,DB型),逐渐转向预筹积累的供款基准型(definedcontribution,DC型),并最终实现DC和DB相结合的模式。“中国目前采取的是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做法,但是预筹积累的占比太小,占GDP比重少于10%。”周小川说。周小川说,从DB型转向DC型,增加养老金的积累,一种办法是采用名义账户,新参保的年轻人都可采用DC,但已经参保的中年人、老年人可以建立一个名义个人账户,使用类似国债的利率计算其回报,保持对个人的激励,同时实现代际平稳过渡。此外,周小川说,由于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用来填补DB型向DC型过渡的空间。之所以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划拨来弥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并实现养老金的积累,周小川说,一方面因为我国养老金的欠债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有资本的形成历史来看,是通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工资、低福利、高积累”,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形成了巨额国有资本。此外,一部分国有资本是国家借债形成的股权,养老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通过参股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实现国企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并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周小川认为,我们仍有很大可能性来填补养老金的缺口。不过,目前划拨10%的国有资本可能还不够。养老金可能需要多个管理机构要增强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可能性的工具大概四种: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储蓄;减少退休后的收入水平,也就是替代率下降;扩大预筹养老金的增值渠道。对于预筹养老金的运营管理,周小川认为,采用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比较合适,有多少个养老金管理机构比较合适,这涉及到竞争与效率的问题。我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比较低,大多从县级统筹起步,逐步提高到市级统筹和省级统筹。目前,已有13个省份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明年将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更加规范的省级统筹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其中也首次提出,适当加强中央在养老保险方面的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周小川认为,养老金的经营管理需要一定程度的竞争,以产生向上的动力,管理好的机构会对管理差的机构形成压力,但管理机构太多肯定也不行。周小川表示,有些国家完全依赖私人养老金管理机构,但如果管理机构个数太多,可能使得成本偏高收益降低,并不合算。因为私人机构的竞争可能要消耗掉养老金基金收益的2%。而研究显示,如果养老金的投资回报提高2%,养老金的“终身财务安全度量”(LFS)缺口就可以减少10%。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周小川认为,养老金经营管理需要若干个机构,但也不能太多,一个可以考虑的数量,是以省为单位,全国形成30多个养老金管理机构。“可能对于很多其他小国来讲30多个太多了,但考虑到近14亿人口和与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衔接,也许30多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数量。”周小川说,这可以实现养老金经营管理过程中竞争以及试错带来的好处。对于养老金的投资回报,周小川说,有人提出养老金回报低于8%的都不投,但真正能实现8%,特别是长期实现8%的回报很难。此外,“对于是不是允许养老金进行全球化投资,也是一个问题”,周小川说。他认为,养老金在全球进行多样化投资,可以避免因限制在国内缺乏可提供最高回报率的投资项目的问题。充分发挥个人账户激励作用中国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结构,本质上是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合型部分积累制,也就是“现收现付制加个人积累制”的模式,其初衷是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优势发挥出来,目的是实现预期稳定和多缴多得。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个人账户存在不透明性的问题。周小川表示,由于个人账户透明度不够,因此劳动者看不到个人账户的养老金的积累,这不仅降低了缴费的积极性,在微观上也影响生产率。对于企业来说,这部分用工成本也成了一种额外的费用。因此在经济下行,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保持企业竞争力,就会希望进一步下调养老金的缴费费率。他认为,要重视和充分发挥个人帐户的激励作用。此外,依靠金融业IT发展,养老金以后可以实行N对1的支付体系。周小川说,由于一个人一生可能在N个岗位上工作,从N个岗位上都有养老金付款,都有个人账户。由于电子化程度不够,实行N对1支付体系在30、40年以前效率很低,搞那么多账户很不经济。但由于IT发展,成本已大大降低,N对1支付基本上完全可以实现。

原标题:周小川:划转10%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可能还不够
来源:界面新闻图片来源: Unsplash记者
樊旭据澎湃新闻报道,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日前指出,目前划拨10%的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的做法,可能还是不够弥补养老金缺口。他建议,采用历史还原法,在养老金改革制度转变中增加预筹积累,解决代际不公平的问题。“全球或者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养老金缺口,都有可能出现不持续,中国可能出现不持续更为严重,从国际经验来看,养老金改革应该抓紧,因为可能越拖越难。”12月21日,周小川在“2019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说。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有2.49亿,占总人口的17.9%,65岁以上人口1.67亿人,占总人口11.9%。老龄人口数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口抚养比加速增长,这将直接带来对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挑战。我国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养老基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企业为职工缴纳的保险金,二是由职工个人缴纳的保险金。企业缴纳的部分进入统筹基金池,作为社保机构日常发放基础养老金的来源,并对余额进行保值增值操作,以获得持续性;个人缴纳部分,是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永远为个人所有,当退休时,将根据缴费年限,或一次性或按月发还给个人包括法定利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预测,2019-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将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为1062.9亿元,并将短暂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会首次出现负数,达到负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可能达到负11.28万亿元。针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中长期内面临财务难以持续的挑战,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以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今年7月,国务院决定,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预筹积累的占比太小。”周小川说,鼓励积累有如下选择:一是根据收入和财产情况,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缴费补偿;二是保底增值,对预筹积累资金进行投资运营,政府为收益率保底。此外,“中国国情与他国不同,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用来填补福利基准型(DB)向供款基准型(DC)过渡的空间,目前划拨10%的国有资本可能还不够。”周小川指出。除了增加国有企业股份划为社会保障基金,周小川提出的另外一个增加预筹积累的方法,是可以考虑历史还原法可能性。“例如我国1999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很多单位房改按照工龄、职位算分,折算回去。这种对隔代人的处理办法可供养老金改革借鉴。另外,中国存在城乡差别、所有制差别,可按照历史情况,采用历史还原法,在养老金改革制度转变中解决代际不公平问题。”周小川表示。1997年,我国建立统账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规定,制度建立前企业已退休人员不需缴纳养老保险费,按原待遇支付办法发放基本养老金;已参加工作的人员,制度建立前的连续工龄作为视同缴费年限,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发基本养老金。财政部部长刘昆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这一制度安排形成了一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对于这部分历史遗留的基金缺口,通过增加税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的方式解决,实际上是将负债转移给下一代人,会产生代际间不公平。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提出,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2020年底前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周小川指出,这项举措引发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体制合适、有多少个管理机构合适。他认为,这涉及到竞争效率的问题。一定程度的竞争会带来向上的动力,但如果机构太多,像一些国家依赖大量私人养老金基金管理,竞争众多、大打广告,可能会消耗一部分养老金基金收益。周小川表示,考虑到中国近14亿人口和与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衔接,在国家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背景下,养老金管理机构的数量在30余个左右较为合适。在养老金支付方面,周小川建议,未来养老金可以实行N对1支付体系,即提高养老金的可携带性。“由于一个人一生可能在N个岗位上工作,从N个岗位上都有养老金付款,都有个人账户。30、40年以前,由于电子化程度不够,实行N对1支付体系效率很低,搞那么多账户很不经济。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本已大大降低,N对1支付完全可以实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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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程维妙
张姝欣)12月21日,在2019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表示,为未来养老金顺利发放做准备,各国到底明确多少预筹积累资金?各个国家不一样,澳大利亚去年预筹资金占GDP的125%,算是比较高的。中国大概小于10%。虽然我们自己看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确实还有不少钱,但是我们人口基数很大,预筹资金在全球属于相当低的。同时,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划为社会保障基金,是增加预筹资金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周小川表示,目前多数国家都选择福利基准型(DB)和供款基准型(DC)相结合的模式。对中国来说,我们采取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做法,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预筹积累的占比太小。鼓励积累有如下选择:一是根据收入和财产情况,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缴费补偿;二是保底增值,对预筹积累资金进行投资运营,政府为收益率保底。三是政府提供有担保的债务性产品供养老金投资。从DB转向DC,增加积累,一种办法是名义账户,新参保的年轻人都可采用DC,但中年人、老年人可能要建一个空账,即名义个人账户,保持对个人的激励,但里面实际没有钱,使用类似国债的利率计算其回报,以实现代际平稳过渡。“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用来填补DB向DC过渡的空间,目前划拨10%的国有资本可能还不够。”周小川称,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养老金的欠债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另一方面,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由于历史上价格、税收扭曲造成的国有资本积累,还有通过借钱发债积累国有资本,将这些资本还原为养老金核算或保持国有资本经营体制核算,哪个效率更优值得探讨。同时这也涉及制度选择及对效率的分析,我们仍有很大的可能性来填补上述缺口。他表示,另外一个可能性即历史还原法可能性。例如我国1999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很多单位房改按照工龄、职位算分,折算回去。这种对隔代人的处理办法可供养老金改革借鉴。另外中国存在城乡差别、所有制差别,可按照历史情况,采用历史还原法,在养老金改革制度转变中解决代际不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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