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制度要做好“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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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原标题:该怎么避免个人破产制度成逃债工具?)
该怎么避免个人破产制度成逃债工具?一种说法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个人破产制度的正面价值,在构建我国个人破产法的过程中,必须全方位防止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7月16日,国家发改委、最高法等13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站在“大市场退出”的角度,分别强调自愿解散退出、破产退出、强制解散退出及特定行业退出等四大体系。
人类文明进化史,也是一部对债务人的宽恕史不出意料,对该方案,公众更聚焦于“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一节,对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落地,做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分析。其中有种声音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可能成为债务人逃债的工具。这个观点本身,基本符合非专业公众对破产制度的认知。按照传统观点,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债务永远是不可豁免的。在此情况下,看破产制度总难免有“瓜田李下”之感:无论是企业破产还是个人破产,凡经过破产宣告,在满足法定情形的前提下,剩余债务自然不用再偿还。既然事实上不用再偿还,那斥之为逃债、赖账,似乎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在当下,假破产、真逃债的情形并不稀罕。债务不可豁免这一理念,属于人类荒蛮时代的遗迹。在古代,人类社会对于债务人的态度,十分严苛。无论是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3表对债务人的拘捕、羁押、出卖和屠杀,还是英国直到19世纪还存在的债务人监狱,都是这一荒蛮期的见证。这种一抓乃至一杀了之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孕育,也成为阻止商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当然更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也是一部对债务人的宽恕史。这也是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债务人的宽恕、原谅乃至拯救,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也成为包括个人破产制度内破产法体系的底色。放眼寰宇,债务清理制度或许千差万别,但这种底色,却是个人破产法的最大公约数之一。打好组合拳,防止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但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个人破产制度的正面价值,在构建我国个人破产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通过个人破产制度逃废债的可能性,必须全方位防止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在我看来,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构过程中,打出几个方面的“组合拳”,尤显紧迫。首先,加强对欺诈性破产的惩罚力度。个人破产制度的底色,是将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的泥淖中解救出来。而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实现逃废债,恰恰是对个人破产法的滥用,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最大侵犯。纵容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实施欺诈性破产,其对商业社会的伤害或许比没有个人破产制度还大。这恰恰是我国现在破产刑法体系中最弱的一环。我国现行《刑法》第162条之二和《企业破产法》第131条,尽管都有通过刑事手段惩罚欺诈性破产的相关规定,但相关规定失之于粗疏宽泛。在具体的破产案件中,缺乏相应的审查和甄别机制,即便有蛛丝马迹,也缺乏相应的职能机构负责检控。这种缺失,导致这一破产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成为破产法上的“睡美人条款”。至少在过去十多年间,全国因为欺诈性破产而受到惩治的债务人,少之又少。而纵观各国破产法,对滥用破产行为严防死守、严厉惩罚,无疑都是确保破产法律体系对债务人恩威并施的重要保障。我国在个人破产制度构建中,应明确破产行政机构、破产管理人的检控义务,既拯救诚实债务人于水火,也让欺诈性债务人无遁形之地。第二,建立对债务人的监督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在特定期限内,将债务人置于监督之下,是个人破产制度的另一大共性。也就是说,自然债务人的债务并不因为宣告破产而直接豁免,只有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经过三到五年的监督期,债务人才获得完全豁免,进而恢复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在监督期内,不仅其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其政治权利能力也可能受到限制,比如,在我国民国时期的宪法或宪法草案中,就有破产者不得当选为民意代表的规定。这次《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及破产行政机构设置问题。这一监督职责的实施,不大可能由法院或市场化的破产管理人群体来实现。最可能的选项,还是由破产行政机构实现。与此对应的是,在债务人的约束体系中,不仅要有对欺诈性破产的刑事惩罚体系,也需要有对监督期内违反法定规则的责任体系。第三,建立免责例外和不可豁免债务体系。要防止对个人破产制度的滥用,必须要在个人破产法律制度中,明确列举不可豁免的债务体系。比如,在美国个人破产体系中,既有第523条规定的“免责例外”,家庭抚养义务所衍生债务、教育贷款、恶意透支信用卡后申请个人破产的欺诈性债务等,均属于免责例外的范畴;还有第727条规定的“不可豁免的债务”,比如欺诈性转让、破产犯罪或者放弃免责等债务人,都属于“不可豁免的债务”。也就是说,在坚持通过个人破产制度为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解套这一价值追求的前提下,也应适当收紧可豁免债务的口子,让那些最容易被逃废但确实不应该被逃废的债务,都通过这一体系给予保护。个人破产制度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任何制度,无论其设计多么精良,都会有被滥用的风险,这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使然。个人破产制度概莫能外。尤其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尚在孕育阶段。作为即将新生的制度,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全社会,都需要在实施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填补。完美的制度设计很难一步到位地实现,可能被滥用的空间也很难完全堵上。对此我们当有心理准备,也应该通过比较研究,尽可能实现周密设计。唯其如此,方可能发挥个人破产制度的正面价值,培养企业家精神,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新生”,同时尽可能减少恶意债务人通过个人破产制度逃废债的几率。□陈夏红(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研究员)

个人破产制度既要通过保护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实现鼓励创新创业、宽容失败的目的;同时也要严格防止老赖通过欺诈性破产恶意逃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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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央行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该方案就个人破产制度设立专节,提出要通过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这为我们清晰描绘出了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落地的路线图。

214万债务只需还3.2万?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企业家宁愿跑路也不愿申请破产的现象。市场实践中,初创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企业家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之间常常有着复杂纠缠的关系,而破产门槛高、退出市场难,不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创业、宽容失败的营商环境,也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加速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落地,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因只有企业破产法、没有个人破产法而导致的半部破产法缺憾。

没错,这是真的。

为什么要有个人破产制度?正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所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史。从历史的角度,债务清理制度的进化,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在处理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过程中,破产制度变野蛮为文明,逐渐淘汰了传统的以剥夺债务人的自由乃至生命为核心的个体债务清理机制,而选择个人破产制度。在现代社会,个人破产制度已成为债务清理诸多选项中文明程度更高、相对更为公平的集体债务清理机制。就其本质而言,现代化的个人破产制度,其内核是对诚实但不幸债务人的宽恕与原谅。

2019年10月9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情况。最终,债权人同意债务人蔡某提出的清偿方案,按1.5%的清偿比例即3.2万余元,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

这种内核,建立在浓厚的人文色彩之上:没有人应成为债务的奴隶;任何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都可以在个人破产法律框架内获得救济。从这一点来说,个人破产法具有浓厚的慈善色彩、社会保障色彩。这一点,也是个人破产制度有别于企业破产制度的根本所在。我国在加速推进个人破产法落地的过程中,也应确保个人破产制度在构建过程中,不变形走样成为债务人的惩戒法。

图片来源:温州法院公众号

那么,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会不会鼓励老赖恶意逃废债呢?在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破产制度,其设计和构造有较大的差别,但个人破产制度也有一些公约数,比如自动中止、如实申报、自由财产、免责、侧重债务人新生以及欺诈性破产的惩戒等等。这些制度共同编织成制度之网,既让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能够通过个人破产制度解套,也能够防止恶意的债务人通过欺诈性破产逃废债。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需要一手软、一手硬,既需要对债务人温暖地关爱,也需要对债务人高冷地威慑,两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这是否意味着个人破产制度正式破冰?

正因为这种现实需求,在个人破产制度构建和实施过程中,破产行政管理工作不能缺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实施并不通畅,困境的背后是破产行政工作的缺失。中特别提到要明确政府部门破产行政管理职能,这是我国破产行政管理事业走出的历史性一步。该方案特别提及:在总结完善司法与行政协调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承担破产管理人监督管理、政府各相关部门协调、债权人利益保护、特殊破产案件清算以及防范恶意逃废债等破产行政管理职责。这些表述,尽管不可能一蹴而就形成破产行政管理新格局,但为将来的改革埋下了伏笔,意义深远。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表示,温州的案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属于个人债务清理的试水,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制定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准备。未来,这种个人债务清理试水将继续探索推进。而个人破产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要有一套破产程序,要解决很多法律范围的问题,而且跟破产法是紧密结合的。目前个人破产制度的制定正在做一些尝试。

个人破产中,破产行政管理能做什么?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已迫在眉睫

在法治政府视野下,破产行政管理工作同样需要符合依法行政、比例原则、正当程序、信赖利益保护等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在笔者看来,个人破产制度的高效实施,不仅需要专门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也需要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切实承担起如下几个方面的核心职责。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明确了“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路线图。

担任债务人的管理人。由破产执业者接管破产主体的财产,在提供高质量的破产服务,进而最大化债务人财产、尽可能提高清偿率后,按照所提供的劳务获取合理报酬,是市场化破产制度的标配。我国亮点之一,亦即在传统的政府背景的清算组之外,创建以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的管理人制度。但在个人破产中,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人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大。毕竟陷入个人破产境地的自然人,其财产及偿还能力大都十分有限,而管理人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于以赚取报酬为己任的市场化管理人,个人破产案件的吸引力必然十分有限。这个时候,就需要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依据法定职责,为债务人、债权人提供相应的破产服务,填补市场化破产管理人群体消极抵制而留下的空当。

《方案》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协调行政机构,督促债务人如实申报财产。个人破产程序启动之后,债务人需要如实申报个人财产状况,并在债务人财产变现后,在债权人之间等比例分配或按照债务重组计划分期清偿;债务人是否如实申报,就成为其能否通过个人破产制度获得免责的关键。这里面,需要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协调征信系统、财产登记系统、税务系统、金融系统、公安系统、证券交易系统、民政系统等方方面面的机构和部门。如果没有破产行政管理机构,这些工作按照目前的框架只能由法院去做,其不良效果在实施中已经凸显无疑。

目前,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逐渐成为主流,而个人破产制度对于拯救财务状况恶化的个人或家庭很有必要。

在免责之前,负责对债务人的日常监督。无论是对债务人财产一次性变现、部分清偿,还是在债权人谅解前提下分期清偿部分债务,在最终获得免责之前,都需要破产行政机构密切监督债务人,防止债务人有各种超出最低限度生活需求的高消费活动,进而让债权人利益受损。这一职能履行,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且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既不可能配备给法院,也不可能配备给市场化的管理人,只能由破产行政管理机构来完成。

据央行数据显示,银行卡发卡量持续增长。截至二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79.78亿张,环比增长2.64%。其中,借记卡在用发卡数量72.67亿张,环比增长2.60%;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11亿张,环比增长3.04%。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5.72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1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97.43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15%。

决定对债务人是否免责。经过法定监督期后,需要有合适机构来核验债务人是否具备免责条件:如果具备,则赋予债务人免责资格,经过合理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自然免除;如果债务人不具备免责条件,那么则需要继续偿还各类债务。这一核验事务,必须要国家公权力机构实施。

李曙光表示,个人破产法将是对我国破产法体系的重要补充。个人破产法是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的一种保护措施——当个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将其现有财产清算用于还债,但留下基本生活费用,并对债务人的商业和消费行为进行限制。

个人破产犯罪的侦查与起诉。尽管我国已规定虚假破产罪,第131条亦明确规定破产相关犯罪行为的可追责性,但司法实践中真正因为破产相关犯罪行为受到惩戒的案例十分罕见。在个人破产中,通过刑事惩罚威慑债务人,防止债务人做出隐匿财产、欺诈性转让、偏颇清偿、虚假申报甚至消极抵制个人破产程序等行为,无疑是确保个人破产程序良好运转的兜底性因素。

李曙光称,个人破产法的制定意义深远。从微观视角来看,健全自然人破产制度一方面能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警示债权人减少对没有能力的人放贷;从宏观角度来看,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助于清理市场信用垃圾,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个人破产法实施的评估。应该充分考虑到对个人破产法实施及时评估、适时修订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自有财产的范围和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这一工作,也应由破产行政管理机构来完成。破产行政机构应该充分发挥能动性,积极评估个人破产法的实施,并结合实施状况,及时向立法机构反馈并提出修订建议,确保个人破产制度能够与时代同一节拍。

他表示,目前破产法正在加紧修改完善。未来个人破产制度是在破产法中单列一章,还是单独立法都还在讨论中。目前只是个别地方在做一些探讨。

个人破产相关的法律咨询和援助。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绝大部分债务人都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缺乏经济能力,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享受个人破产相关法律服务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构有职责为债务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应该发挥服务性能,为陷入财务困境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债务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咨询。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温州法院公布的案例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使人们看到创业之后可能失败的风险,但也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燃起二次创业的希望很重要,对社会的和谐也好处。

刘俊海指出,个人破产必须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建议加快个人破产法的立法,尽快把个人破产法纳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做到改革和立法同步推进。

个人破产将带来哪些影响?

个人破产比较知名的案例,要数中国香港艺人钟镇涛。

1996年,钟镇涛夫妇借款1.5亿港币买豪宅,当时的香港楼市仍处在顶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钟镇涛夫妇所购房产大幅度贬值,贷款本息滚至2.5亿港币。2002年10月,法院裁定钟镇涛破产。按照当时香港《破产条例》有关规定,破产期间,钟镇涛赚来的收入都要上交香港破产管理署,破产管理署按照其生活所需给予生活辅助后,其余收入全部用于还债。

破产后,钟镇涛在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包括:住宿4000至8000港币、饮食2000至3000港币。身为一名演员,他每月的服装和理发的费用也要控制在500至800港币。直到2006年10月,法院才批准钟镇涛解除破产。

不仅是我国香港地区,日本个人破产制度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韩国也有将近60年的历史。在这些地方,破产人的日常生活支出都会受到限制。在日本,破产人即使获得了破产免责,也将失去房屋所有权等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财产,在此后5到10年左右,破产人都无法再借入任何资金。

需打击假破产真逃债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表示,随着央行个人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技术在民事司法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等平台的建成,再加上金融系统之间的互联,合理获取个人信用记录可以说手到擒来,躲债、逃债将越来越躲无可躲、逃无可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破产立法的技术条件完全成熟了。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征信系统累计收录了9.9亿自然人、2591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日均查询量分别达550万次和30万次。成为世界上收录人数最多、数据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征信系统,基本覆盖了全国范围内每一个有信用活动的企业和个人。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总量持续增长,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约370亿条。7月份,全国法院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3万例,限制购买飞机票256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9万人次。此外,7月份有15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刘俊海指出,假破产真逃债,可能会成为一种手段,需要引起重视:一是要信息公开,要把申请宣告破产的自然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布;二是要加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对假破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高其假破产真逃债的法律风险。

陈夏红认为,在建构个人破产制度的过程中,应设置相应的预防机制。比如,加强刑法和破产法的对接,强化对欺诈性个人破产的惩戒力度,让债务人不想、不敢也不能以欺诈手段逃废债务;建立对债务人的监督体系,编织起防止自然人滥用个人破产逃废债务的制度篱笆;构建合理的免责例外及不可豁免债务的体系,提高公众对个人破产法的认知和预期等。

此外,还需重点推进以下三个方向的改革进程:第一,设立专门的破产行政机构;第二,推动破产审判体系更加独立和专业;第三,加速立法进程,让个人破产有法可依。

李曙光认为,下一步要着力推出一套制度群,如建立个人破产适用范围、财产豁免制度、财产转移欺诈制度、追索制度以及个人破产家庭价值保护制度,在制度设计上需更多考虑老人、妇女和儿童在个人破产中受到的影响与合法利益,更要防止恶意破产、假破产以及建构失信名单制与相应的刑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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