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着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

新普京 ,T+- (原标题:北上杭低生育率隐忧:6成户籍人口超过35岁)
又有一个国家生育率跌到历史低谷。据中新网报道,最新统计显示,澳大利亚的生育率跌至史上最低,原因或为新晋父母的年龄老化。2018年生孩子的澳大利亚母亲年龄中位数为31.4岁,父亲年龄更是达到史上最高的33.5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城市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从长期来看影响生育率,对城市的经济、养老等都构成挑战。以上海为例,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为1455.13万人,其中17岁及以下为173.05万人,18~34岁为258.97万人,35~59岁为541.50万人,60岁及以上为481.61万人。换句话说,从户籍人口来看,超过7成人口的年龄在35岁以上,已经不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和上海类似,北京、杭州等城市的户籍人口,超过6成年龄超过35岁。年龄结构逐步老化上海的户籍人口年龄层次老化,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共有1455.13万户籍人口,其中60岁以上的91.06万,35-59岁的114.4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最多的浦东新区,298.76万户籍人口中,35岁以上的占比68.77%,相对平均水平略低。而其他区的户籍人口中,3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0%的,还有黄浦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等,其中崇明区以76.52%的35岁以上人口占比,排名上海各区第一位。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略微年轻一些,2018年,北京总户籍人口为1375.8万人,其中35岁以上占比64.4%。另外一个35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超过6成的还有杭州,2018年,杭州35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超过60%。年龄结构偏大,长期来看,对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明显影响。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出生率8.24‰,自然增长率2.66‰。上海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7.4万人,出生率为7.2‰;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8‰。但人口结构老化还会产生别的影响,比如,影响一个城市的创新活力。山东理工大学教授高越在《国际生产分割模式下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一书中指出,技术研发工作者具有一个创新峰值阶段,他们的大部分高水平研究成果出自于峰值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加,创新能力呈现出从开始增加到最后降低的过程。张秀武、赵昕东在国家发改委主办的《宏观经济研究》杂志中发表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出,劳动力结构老化,高龄劳动者身体力量和身体素质等方面与年轻劳动力相比处于劣势,高龄劳动人口比例增加将延缓经济增长。如何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外,人口整体年龄层次老化,将使城市未来的负担加重。根据我国的退休年龄,女性50岁退休(如果是干部身份为55岁),男性60岁退休,如果35岁-60岁的年龄阶段有大批人口,这意味着退休潮在未来对城市产生冲击。以北京为例。在北京的人口结构中,30-34岁,35-39岁,45-49岁、50-54岁、55-59岁五个年龄段中,户籍人口数量均超过100万人。也就是说,一个连续退休大潮近在眼前。《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出,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均资本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由原来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负担急剧增加,养老金、医疗保健费用等快速增长,其直接结果是储蓄率下降,并带来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城市该怎么办?放开户籍引入年轻人,对很多城市来说是一个选项。2017年,西安出台了新一线城市中最低门槛户籍新政,根据西安市公安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西安户籍人口平均年龄为38.07岁,户籍人口平均年龄比新政实施前下降了1岁多,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降低了1%。为何会造成这一局面?整体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还比较年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9.3岁。不过,对于一些城市来说,为了控制人口,户籍不可能大幅放开。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目前人口素质,保持终身学习,是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一。比如,近日多个城市和地区印发或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比如,济南市提出落实终身职业培训制度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三年培训40万人次以上,今年完成培训6.45万人次以上。力争到2021年,全市技能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30%以上。济南提出,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政府培训补贴。缴纳失业保险1年以上的职工还可以按规定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或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金蓝领”等培训,进一步提高个人职业技能。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着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

进入专题: 雄安新区
  人口发展
  计划生育
  人口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着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提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口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统筹谋划,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趋势,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作出了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决策,促进了经济社会及人口均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易富贤 (进入专栏)
 

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发展特征逐步转变

新普京 1

人口总量由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8年的近14亿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发展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北京、上海的人口变迁

1.高速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缓慢,医疗条件落后,人口增长受到抑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改善,为人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从1949年到1970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时的5.4亿人增长到8.3亿人,二十年左右净增2.9亿人。除1960—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出现了短暂的负增长外,这一时期各年人口增长率普遍在2%以上,部分年份接近3%。

  

2.有调控增长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降,增长率由1971年的2.7%迅速下降至1980年的1.2%。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1971—1980年的净增人口数仍相当可观,全国总人口由8.5亿人增加到9.9亿人,净增1.3亿人。

  
1950年代,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均为5.2,略低于全国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别为740万、1056万人。

3.增速回升阶段。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十分严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短暂回升,在1987年达到峰值1.7%。这一阶段全国总人口由1981年的10.0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11.4亿人,净增1.4亿人,年均增长1585万人,略高于1971—1980年的1497万人。

  

4.平稳增长阶段。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以及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最终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稳。1991—2018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878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增长711万人,人口总量压力有所减轻,结构问题逐渐成为新时代关注的焦点。

  
1963年中国在大城市开始计划生育宣传,1964年在大城市落实政策,1973年在全国展开。上海作为计划生育的模板,并且城镇人口比例高,出生率下降最快,从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0‰、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从1964年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代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为2.8、3.8,全国还有5.7。

人口再生产类型两次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转变。

   1970年代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试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国推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6.0‰,死亡率高达20.0‰,自然增长率为16.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恢复和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0.8‰,自然增长率升至23.2‰,人均预期寿命升至57岁。伴随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第一次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

新普京 2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出现以出生率下降为主的第二次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1949—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平均为33.9‰和20.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迅速下降,至1977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0以下,上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出生率降至15‰以下,自然增长率降至8‰左右,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与现代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类似。

*表1 各地生育率的比较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减弱人口红利,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生育政策适应人口形势变化不断完善。

   可见,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东北也低于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过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带来人口激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晚、稀、少”人口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初现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口冲破十亿大关,实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生育政策刻不容缓。1980年9月,我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1984年4月起,逐步形成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和个别人群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存在差异的生育政策体系,这一生育政策体系基本延续到2013年。

  
虽然寿命在大幅延长,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仅从1960年的1056万增至1980年的1152万,占全国比例从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则是从1960年的740万增至1980年的904万,占全国比例从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万、1334万。上海、北京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总量的压力。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很大转变,出生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结构问题成为新的挑战。立足新时代,应对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开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政策效果显着。

  

二、“人口红利”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才红利”铺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只有19万、6万人,到1990年也还只有54万、51万人。1990年上海开始开发浦东,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小闸,经济占全国比例也开始触底反弹。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万外来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万人。1996年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大闸,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万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5年的113万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万。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总量巨大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成为长期趋势,人口红利因素逐渐减弱,而由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劳动年龄人口仍具潜力。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万外来人口,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还继续下降。1994年外来人口总数还只有63万;但是1995年一年就增加118万。虽然后面几年又严控外来人口,但1995年涌入的这118万年轻人口给北京经济增添了活力,北京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触底反弹。2000年北京再次拉开了外来人口的水闸,2000-2014年非户籍人口年均增长44.1万人,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9年的157万增加到2015年的823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出现了一段时期高增长。进入70年代后,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实现了人口生育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步入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全国人口总量一直保持着持续递增的态势。与之相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53年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10亿人,1964年为3.53亿人。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5.67、6.99、8.08和9.16亿人。1982—199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3.2%;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15.6%。进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3.4%,增速低于1990—2000年的10年,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绝对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观。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2018年为8.97亿人,仍保持近9亿人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8年的10.63年,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北京、上海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人口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现稳步提升态势。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显着提高,1982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有0.6%,1990年为1.4%,2000年上升到3.6%。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不断增多,2010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8.9%,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2018年达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1个百分点。此外,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8年的9.26年,增幅将近80%。

   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北京、上海的经济比东北还差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扫盲教育在经历初步发展、调整与更新等一系列发展历程后,文盲人口的占比明显下降。粗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降到了2018年4.9%。总体来说,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口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走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新普京 3

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图1
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及GDP占全国比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快速增长,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的身体素质日益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1949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1957
年达到57岁,1981年上升到68岁。三十多年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1990—2000年这10年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8.55岁延长到71.40岁,增长2.85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着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201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4.83岁,比2000年延长3.43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着,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

  

与此同时,妇幼保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1982年为34.7‰,2018年下降到6.1‰。新中国成立之初孕产妇死亡率为150/10万,1991年为80/10万,2018年下降到18.3/10万。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也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相对增长缓慢,从1980年的886万、1147万增加到2016年的1363万、1440万人,部分是外来人口入籍,因此实际外来人口比上图要多。东北的净移民率几乎为0。

三、流动人口规模显着增加,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动,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频繁移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人口大潮。流动人口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来人口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户籍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6%、39%,但却占全市20-39岁人口的52%、59%。

流动人口规模显着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我国人口流动现象并不普遍,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大多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有计划进行,大部分迁移人口连同户籍关系一起变动,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比例很小。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越强,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全国、北京、上海、东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为36岁、36岁、38岁、40岁,2015年为38岁、37岁、40岁、43岁,北京、上海比东北更年轻,经济也更有活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出现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占全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1982—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从657万人[1]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1990—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经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5%。20多年间,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了2.3
亿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万人。2015年以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城落户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虽然逐年略有减少,但仍保持在2.4亿人以上的规模,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快速增加的流动人口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显着贡献,流动人口聚集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流动人口聚集程度明显上升。

  
但是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高达42岁、47岁,2015年更是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移动。1950—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几乎都是东部地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迁移政策的松动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东部地区大批前期迁出人口逐渐回流,同时又吸引了大量新的流入人口,导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向东部沿海城市。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总趋势依然未变,东部地区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52.9%,远远超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比2000年提高1.3个百分点。从流入地看,流动人口数量排在前3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分别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4.1%、7.6%、7.0%。与此同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措施力度的不断加大,沿海产业陆续向内陆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发展明显加速,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有所增强。2010年,流入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22.1%,比2000年增长0.7个百分点;流入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7.7%,与2000年基本持平。

  
20-39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199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的1.93%、2.08%、8.12%。可见,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岁人口有2/3是外来移民;而伦敦、东京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来移民(包括大学生)。

随着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持续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等城市群将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动人口。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前,由于人口就业压力巨大、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国情,城镇化进程较缓慢。1949—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大奇迹。1978—2018年,全国总人口增长1.5倍,而城镇人口增长4.8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2%增加到59.58%,平均每年提高1.04个百分点。

  
而东北由于没有外来移民,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占比减少19%;同期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2.8%下降到8.6%,占比减少33%。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占比减少54%、39%,降幅超过东北,那么经济占比的降幅也将超过东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明确提出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短短几年间,涉及十几亿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口管理向自愿落户和自由流动迈出了一大步。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从2012年的35.33%、52.57%提高到2018年的43.37%、59.58%,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1.03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大约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市功能和宜居性稳步提升,城市产业就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居住水平大幅改善,2013—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为市民。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总量充裕、人口素质显着提升,但也面临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风险挑战,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强化人口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铸造新的辉煌。

   可见,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上海的经济比东北更没有活力。

注:[1]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界定流动人口的时间跨度为“一年”,1995年及以后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界定人口流动的时间跨度为“半年”。

  

   三、人口继续涌入大城市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而老人和儿童是很难外流的。比如安徽1990年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5.18%,而2010年的20-3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4.03%,外流了22%;2000年0-4岁人口占全国的4.75%,2010年的10-14岁人口仍然占全国的4.75%,说明儿童没有外流;1990年的4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01%,而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12%,说明老人不但没有外流,以前在外打工者到老年还返回原籍。

  

  
一方面是东部大城市人满为患,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国的年轻劳动力维持着经济繁荣,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飙升。导致城市房价飙升的原因有三:土地供应是依照规划人口数进行的,增速低于实际人口增速;外来人口对住房有刚性需求;外来人口流入增加了城市经济活力,也提高了户籍人口的购买力。

  

  
其实最严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这与人口密度太高也有关。2003-2012年东京的生育率平均为1.06。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人口密的几个区房价高、通勤时间长、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较稀的地方,生育率为1.4。

  

  
伦敦的人口密度比东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为1.84。33个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也是直线负相关。内城的人口密度仍然太高,一些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较低、房价较低的外城一些区,每平方公里只有两千多人,生育率却在2.1左右。

新普京 4

*图2
东京、伦敦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的相关性

  

  
美国生育率能达到1.9-2.0,是因为城市规划得更加”宜生”。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1千人。美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只有20多分钟。

  

  
而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规划的,县城的人口密度比纽约中心区还高。北京东、西城区每平方公里是2.5万人,上海虹口、黄浦、静安区超过3万人,通勤时间普遍超过1个小时。北京、上海都可以生1个孩子,但是总和生育率长期只有0.7,不仅仅是因为生育政策限制,也是因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目前中国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只占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笔者在《大国空巢》中论证,即便所有城市的人口密度降至4千人/平方公里,也有足够的土地。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1995-2014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06,一孩次生育率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于0.6,2015年甚至低于0.5,意味着即便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0了。

  

  
长期的低生育率,经济依赖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新普京 5

  

  
横坐标:各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0-4岁,5-9岁、……85+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内侧是户籍人口,外侧是外来人口。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易富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雄安新区
  人口发展
  计划生育
  人口发展
 

新普京 6

  • 1
  • 2
  • 全文;)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人口学
本文链接:/data/10415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沉思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